【我的妈妈是税务员】（2）

作者：托尔斯泰森

　　(6)

　　那个伴随着“沙沙”声的夜晚过去后，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，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，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，来对抗生活的混乱。

　　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。我能感觉到，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，并没有松下来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以一种更内在、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。

　　那本《复活》，她看得越来越慢了。有时候，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。她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，看着某个更遥远、更让她费神的东西。

　　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，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，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。

　　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，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。但每隔几天，总会在某个固定的、晚饭后的时间，发出“铃铃铃”的、清脆的声响。

　　每一次，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，身体微微一颤。然后，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，或者针线，走到电话机旁。她不会立刻接起来，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，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。

　　接起电话后，她总是说得很少。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在安静地听。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、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：“嗯”、“好的”、“知道了”、“谢谢您关心”。她的声音，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，也更客气，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恭敬的距离感。

　　每一个电话，都不会超过五分钟。挂了电话后，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，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，有时候，则会拿起那本《复活》，无意识地、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、冰冷光滑的封皮。

　　我知道，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。

　　但那个冬天，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。

　　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。

　　那天，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。她下班回来，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。晚饭，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——韭黄炒鸡蛋。金黄的鸡蛋，配上嫩绿的韭黄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。

　　饭桌上，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，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。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她看着我的窘迫样，发出了久违的、清朗的笑声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门被敲响了。

　　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她站起身去开门，门口站着的，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、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。

　　“没打扰你们吧？”他笑着说，声音温和又有磁性，“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，路过这里，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，明天开会要用，落在办公室了，想让你帮个忙，去单位取一下。”

　　“啊……好，好的。”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。

　　“不急，不急，”吕叔叔摆了摆手，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，笑着说，“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去。正好，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，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。”

　　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，在我的身边坐下。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，给他盛了一碗饭。

　　那一晚，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，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、温暖而和谐的气氛。他没有再跟我聊“鲁提辖”，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《复活》。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，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，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、关于“灵魂”和“人性”的话题。

　　妈妈的眼睛里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、专注而又明亮的光。在讨论某个观点时，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。她的脸颊，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（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），而泛着健康的红晕。

　　那一刻的她，是那么的动人，那么的有生气。

　　雨越下越大，敲打着窗户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。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。到了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。

　　妈妈站起身，对我说：“何晨，去睡觉。”然后，她又对吕叔叔带着一丝歉意地说：“吕局长，您坐，我先去把文件给您取回来。”

　　“不用，”吕叔叔也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，“外面雨大，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。我开车送你过去，拿了文件，再送你回来。”

　　这个提议，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无法拒绝。

　　妈妈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她走进房间，拿了一把伞，又穿上了一件外衣。

　　临走前，她走到我的床边，帮我掖了掖被角。我假装已经睡着了，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饭菜香、红酒香和她独有体香的、温暖的气息。

　　我听到她和吕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门，我听到楼道里，他们俩一前一后的、沉稳的脚步声，逐渐远去。

　　我没有睡着。我只是睁着眼睛，看着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、无尽的黑夜。　　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多久。在孩子的世界里，等待的时间总是被无限拉长。我只知道，当妈妈一个人回来的时候，我房间里那只小小的闹钟，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。

　　她回来的脚步声，很轻，很轻，像一只怕惊扰了谁的猫。

　　她没有像往常一样，先去洗漱，也没有开客厅的灯。我从帘子的缝隙里，能看到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的黑暗中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雨水淋湿了的、孤零零的石像。她站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几乎以为她要在那里站到天亮。

　　然后，她动了。

　　她没有走向卧室，也没有走向卫生间，而是径直地、像梦游一样，走到了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旁。

　　我看到她拿起听筒的手在微微地发抖。

　　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
　　这一次，她没有沉默，也没有客气。她的声音，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混合着哭腔、委屈和某种孤注一掷的颤抖。

　　“喂？”电话那头，传来那个熟悉的、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。

　　妈妈没有立刻说话。她只是紧紧地握着听筒，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、努力想要平复下去的呼吸声。

　　“……吕局长，”终于，她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小心翼翼的颤抖，“不好意思……这么晚，还打扰您。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用一种很自然的、带着关怀的语气问：“到家了？雨很大，没淋着吧？”

　　“没……没有，谢谢您送我回来。”妈妈的回答，显得有些语无伦次。　　然后，是一阵短暂的、却又无比漫长的沉默。我能感觉到，妈妈正在组织着她的语言，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。

　　“那个……吕局长，”她再次开口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仿佛怕惊醒什么一样，“刚才在办公室……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您别误会。”

　　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意思，我只知道，她的声音里，充满了急于解释的恳切和一种害怕对方真的误会了的恐慌。

　　“我就是……就是觉得，太晚了，孤男寡女的，影响不好。”她找了一个很蹩脚，也很正确的理由。

　　电话那头，似乎说了些什么。我听不清具体的内容，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，穿透力不强。但我看到，随着电话那头的话语，妈妈那原本紧绷的、像要断掉一样的身体，一点一点地，放松了下来。

　　她紧紧抿着的嘴唇，微微地张开了。她那双一直盯着地面、不敢抬起的眼睛，也慢慢地，抬了起来，看着面前那片空无一物的、黑暗的墙壁。

　　电话那头又说了一会儿。妈妈只是“嗯”、“嗯”地应着，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，正在一点点地消退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。

　　最后，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：“……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您也……早点休息。”

　　她挂断了电话。

　　听筒里，只剩下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”的忙音。

　　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，僵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

　　我看到，她慢慢地，把听筒放了回去。然后，她伸出手，轻轻地，抚摸着那台红色的、冰冷的电话机外壳。那动作，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、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。

　　过了很久，她才转过身，走进卫生间。

　　哗哗的水声，再次响起。

　　这一次，我知道，她想洗掉的，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，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“坚守了底线”，却又仿佛误解了别人的、巨大的、无处安放的愧疚。

　　我用被子，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头。

　　那时候我还没明白。

　　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有些拒绝，并不是结束，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、也更磨人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。

　　(7)

　　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，但也终有尽头。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，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，春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
　　我的生活，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，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。妈妈依然忙碌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，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、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。她会在深夜里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、舒缓的钢琴曲，一边在灯下，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。

　　而我，则重新回到了学校，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、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、熟悉的世界里。

　　曾文静的病，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。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，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她的话变少了，也更少笑了。以前，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，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。但现在，她大部分的时间，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一看就是一整节课。

　　她的眼神，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。有时候，我跟她说话，她明明看着我，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，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上语文课，老师让大家用“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”造句。

　　轮到曾文静时，她站起来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用一种很轻，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，说：“我们家那盆茉莉花，虽然每天都浇水，晒太阳，但是……它还是生病了。”

　　她的声音里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、淡淡的忧伤。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，但只有我知道，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。

　　放学后，我们一起走出校门。快到她家楼下时，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。那栋楼里，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但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、死寂般的安静。

　　“我爸爸最近，很喜欢喝酒。”有一次，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。

　　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只能笨拙地说：“喝酒……伤身体。”

　　“他以前不这样的，”她低着头，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，“妈妈说，他是……工作上，不顺心。”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、碎片化的方式，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，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。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，沉默地听着。

　　我们俩，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，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，互相舔舐伤口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　　林海峰，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。

　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。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、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。

　　他的座位，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。他上课的时候，不再睡觉或捣乱，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、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、名叫《电脑爱好者》的杂志，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。课间的时候，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，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著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。

　　“……昨天晚上，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，爆了一本《半月弯刀》！”　　“……真的假的？你现在多少级了？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……”

　　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、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，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荣耀。那个世界，将我和曾文静，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。

　　这种无视，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，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。

　　我们三个人，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，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，却已经渐行渐远，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、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。

　　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，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，被彻底地撕开的。

　　那次考试，我考得很差。因为外公生病，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，我落下了很多功课。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。

　　曾文静，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。她的名字，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。

　　而林海峰，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。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，惨不忍睹。

　　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，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　　林海峰的爸爸，丰泰集团的林老板，以公司慈善的名义，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。二十台崭新的、白色的联想电脑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。

　　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，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，在国旗下，对林老板的“慷慨义举”和“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”，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。　　然后，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，林海峰，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，作为“捐赠方的学生代表”被请上了主席台。

　　他穿着一身崭新的、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，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“捐资助学，情系教育”的、巨大的红色奖状。

　　那一刻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。台下，他的父亲林老板，那个总是叼着雪茄、满脸横肉的胖男人，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，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。

　　我站在队伍里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，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，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，本应上台领取奖状，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，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。

　　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，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、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。

　　我忽然觉得，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，关于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、诚实和努力的道理，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、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，那么的可笑。

　　那天，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、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，产生了怀疑。　　而这种怀疑的种子，一旦种下，就再也无法拔除了。

　　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，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，滑向了夏天。期末考试的成绩单，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，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。曾文静依然是第一，我勉强挤进了中游，而林海峰，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。

　　那张写着“捐资助学”的巨大奖状，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。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，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。　　暑假如期而至。

　　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。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、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，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，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。她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精力再管我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。

　　他这次来，不再是两手空空，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、红色的铁皮礼盒，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。他满面红光，看起来精神焕发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。

　　“姐！晨晨！”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，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！你弟我，要出人头地了！”

　　原来，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，终于要进行改制，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。而舅舅，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、察言观色的本领，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，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。

　　“姐，你别看这官不大，”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，“这可是合资企业！以后我就是白领了！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！”

　　他这次来，除了炫耀，还有一个目的。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，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，让他这个未来的“白领”舅舅，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。

　　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，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，有助于我散心。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，她居然同意了。

　　于是，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、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，一路颠簸着，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、遥远的乡下。　　乡下的夏天，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　　这里没有高楼，没有汽车的喇叭声。只有一望无际的、绿油油的稻田，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、蜿蜒的田埂。空气里，充满了青草、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、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。巨大的、不知名的蝴蝶，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蜻蜓低低地飞着，翅膀在阳光下，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。

　　舅舅的土产公司，就在镇子的入口处。那是一排低矮的、灰色的平房，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，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。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、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，散发著一股陈旧的、发了霉的味道。

　　这里就是舅舅即将“出人头地”的地方。

　　我的暑假生活，就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，以一种极其缓慢的、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。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“同僚”们，喝酒、打牌，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，如何“大展宏图”，根本没时间管我。

　　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安静的避难所。

　　土产公司的隔壁，是镇子上的卫生院。卫生院后面，有一排老旧的、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，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，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。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人。

　　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，是因为它门口那棵巨大的、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。那棵树，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，还要老，还要大。

　　而那个女孩，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。

　　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，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。她很白，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、不健康的白。她很安静，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，但那种安静，不是文静，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、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。

　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，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。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，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、连封皮都磨损了的、砖头一样的书。

　　她看得那么专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。连我这个陌生人在她院子门口站了很久，她都没有抬一下头。

　　她，就是郑文清。

　　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人聊天时，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嘘的身世。

　　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。她的外公，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、德高望重的老中医。而她的父母，据说，原本都是东北抚口那边，一个大工厂里的大人物——一个是总工程师，一个是厂办的干部。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，父亲被抓进去了，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。

　　于是，她就成了孤儿，被外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，接到了这个南方的、偏僻的小镇上。

　　我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，重重地撞了一下。

　　我再去看她时，眼神里，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、混杂着同情和某种同类辨认的情绪。

　　我们的第一次交谈，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。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，回来的路上，雨突然就大了。我抱着酱油瓶，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。

　　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，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。

　　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鸡，没有笑，也没有说话。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，走进屋里，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了一块干净的、洗得发白的旧毛巾。

　　她把毛巾递给我，说：“擦擦吧。”

　　她的声音，很清脆，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、平直的腔调，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。但很好听。

　　“谢谢。”我接过毛巾，小声说。

　　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在屋檐下，听着外面“哗啦啦”的雨声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我忍不住，好奇地问她：“你在看什么书啊？”

　　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。那上面，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——《辞海》。　　我愣住了。我无法想象，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把一本这么枯燥的、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。

　　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，淡淡地解释了一句：“外公说，人可以不识字，但不能不识理。这书里，什么理都有。”

　　那句话，我当时听不懂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、一本正经的沧桑感，给深深地镇住了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她和我，曾文静，林海峰，我们所有人，都不一样。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、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、孩子的世界。

　　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、小小的灵魂。

　　雨停了。我把毛巾还给她，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每天下午，都会有意无意地，溜达到她家门口。有时候，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，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。有时候，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，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。

　　她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，那么的专注，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

　　那个瞬间，那种与年龄不符的、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，像一道闪电，击中了我。

　　暑假结束的前一天，我要回县城了。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，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、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，用一张报纸包好，送到了她家门口。

　　她收下了。没有说谢谢，也没有说不要。

　　她只是转身回屋，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、用手帕包着的东西。　　她把手帕打开，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、琥珀色的东西。

　　“这是冰糖。”她说，“我外公自己熬的，润肺。送给你。”

　　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。　　那个暑假，和郑文清的相遇，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、深刻的电影。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，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，有了一种更沉重、更早熟的理解。　　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，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、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，我觉得，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。

　　我推开家门，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。

　　她瘦了更多，但精神却很好。她穿着一身崭新的、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，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。她的头发，精心打理过，脸上，还化着我看不懂，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。

　　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、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。她看起来，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、陌生的女战士。

　　“晨晨，回来了？”她对我笑了笑，“快收拾东西，妈妈明天，要去市里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。”

　　她的笑容里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义无反顾的决然。

　　(8)

　　妈妈去市里参加培训的那一个月，是我记忆里，最漫长，也最奇怪的一个月。

　　她走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。她把我叫醒，把一叠用信封仔细装好的、零零散散的饭票和钱，交到我手里。她蹲下身子，帮我把衣领理了又理，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，此刻却有些冰凉。

　　“晨晨，妈妈不在家，你要听王阿姨的话，自己按时吃饭，好好写作业。”她的声音，很轻，也很平静，但那双看着我的眼睛里，却藏着一片我看不懂的、深不见底的海。

　　我点了点头。

　　她就那么走了，没有回头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她瘦削的背影，消失在黎明前那片青灰色的晨雾里。

　　那一个月，我们家彻底地成了一座孤岛。

　　妈妈不在，屋子里那股熟悉的、混合著檀香皂和她独有体香的味道，一天比一天淡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空旷的、带着灰尘味的寂静。我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冲到电话机旁，看它有没有响过。但它总是沉默着，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。

　　培训的前两个星期，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八点钟，从市里打来电话。电话是打到邻居王阿姨家的，王阿姨会扯着嗓子，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。每一次，我都会像一只听到了主人呼唤的小狗，飞快地冲出家门。

　　电话里，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好。那是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、带着一丝兴奋和新奇的轻松。她不会跟我描述城市有多繁华，而是会讲一些更具体的、我能听懂的小事。

　　“……晨晨，我今天在市里的新华书店，看到你上次想要的那套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了，装在一个大盒子里，可漂亮了，妈妈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上。”　　“……我们宿舍楼下，有一家卖生煎包的，味道跟你外婆做的很像。我今天早上吃了四个。”

　　“……今天上课，老师讲了”反倾销税“，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，今天才算真正弄明白……”

　　她讲这些的时候，声音里带着一种重新找回学生时代感觉的、淡淡的雀跃。有时候，她会突然停下来，压低声音，用一种更亲密的、分享秘密般的语气说：　　“……你吕叔叔今天还问起你了，问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没有。”

　　她口中的“吕叔叔”，说得那么自然，仿佛他真的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。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电话那头的她，是快乐的，是充满希望的。她像一棵长期处在阴影里的植物，终于被移到了阳光下，每一片叶子都在努力地舒展开来。

　　但这种舒展，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　　从第三个星期开始，妈妈的电话，变得不再那么准时了。有时候会推迟到九点，有时候，甚至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响起。

　　就算打来了，她的话，也变得特别少。不再跟我讲那些市里的新鲜事，只是匆匆地问我几句“吃饭了没”、“作业写完了吗”，然后就挂断了。她的声音，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，变得很疲惫，很沙哑，像是在很吵闹的地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一样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甚至在电话里，听到了她那边传来“哗啦啦”的、搓麻将的声音，还夹杂着男男女女的、高声的谈笑。

　　我问她：“妈妈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她才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气说：“……没，没什么。在……在跟同事们，闲聊呢。”

　　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闲聊，需要伴随着那么嘈杂的麻将声来进行。

　　那个月，我过得浑浑噩噩。白天在学校，看着曾文静和林海峰他们，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，隔着一个暑假的距离。而晚上，守着那部时而响起、时而沉默的电话，我又觉得自己和那个身在市里的妈妈，隔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、喧嚣而又陌生的世界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妈妈终于回来了。

　　她回来那天，是舅舅程伟开着一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、破旧的面的车，把她从长途汽车站接回来的。

　　她瘦了，也黑了，但整个人，却像被一层看不见的、冰冷的玻璃罩子给罩了起来。她不再像走之前那样，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。她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、不动声色的、心事重重的妈妈。

　　她给我带回来了那套精装版的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，但交到我手里时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，笑着摸摸我的头。

　　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拿去吧。”

　　舅舅程伟看着妈妈这副样子，有些奇怪，但还是嬉皮笑脸地凑上去说：“姐，你看你，去城里进修了一个月，怎么回来还一脸不高兴？是不是培训太累了？”

　　妈妈没有理他。她径直走进卫生间，把门关上。里面，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妈妈并没有睡。

　　她一个人，坐在客厅的黑暗里。她没有开灯，手里也没有拿那本《复活》。她只是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，抱着双膝，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。

　　窗外，没有月亮。

　　我没有听到哭声，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，安静得，像一座没有生命的、冰冷的雕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她那个一动不动的、瘦削的背影，我心里，却比任何一次看到她哭泣都更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、巨大的难过。

　　(8)

　　那个夜晚之后，妈妈那副紧绷的盔甲似乎变得更厚，也更冷了。

　　她的生活，陷入了一种近乎于苦行僧般的、严苛的自律之中。她不再梦游，也不再说梦话。她只是睡得越来越少，常常我半夜醒来，还能看到客厅的灯亮着，她一个人，坐在灯下，或者看书，或者对着那些画满了流程图的纸张发呆，像一尊不知疲倦的、用来看守黑夜的雕像。

　　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哑巴。它不再响起。那个儒雅的吕叔叔，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遥远、高级的世界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从我们的生活中，彻底蒸发了。

　　那些曾经准时出现在门口奶箱里的鲜牛奶，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我熟悉的、需要用开水冲泡的、带着一股甜腻味道的麦乳精。那些崭新的、带着墨香的课外书，也不再出现。我的书桌上又变回了只有课本和那几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。

　　生活，仿佛被打回了原形。回到了那个夏天之前，那个清苦、封闭，但至少是安稳的、属于我们母子俩的世界。

　　但只有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　　妈妈的身体，开始以一种沉默的方式，发起了抗议。她开始频繁地头痛，家里的抽屉里，多了一瓶白色的、装着芬必得的药瓶。她吃饭的胃口也变得很差，常常是扒拉几口白米饭，就说饱了。她瘦得很快，那件米白色的风衣，穿在她身上，显得空空荡荡，像挂在一个单薄的衣架上。

　　工作，成了她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避难所。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像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、繁重的劳动，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，从而没有力气，再去想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。

　　但很快，我发现，连这个她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，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　　这种不一样，不是有人批评她，也不是有人给她使绊子。恰恰相反，妈妈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轻松了。

　　以前，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总是不固定的。常常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，她才从单位里，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脑子的数据回来。而那段时间，每天下午五点半，天还没擦黑，她就已经准时地出现在了家门口。

　　她不再需要加班，也不再把那些厚厚的文件袋带回家。我们家的那盏40瓦的台灯，晚上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
　　起初，我还有些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她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。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一个清闲下来的妈妈，比那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妈妈，更让我感到不安。　　她有了大把的时间。她会把家里本就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，拖上三四遍；会把我所有的衣服，不论新旧，都拿出来，重新洗涤、晾晒、熨烫、叠好。

　　她甚至开始研究起了各种复杂的菜式，照着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名叫《家常菜谱500例》的书，尝试着做一些比如糖醋里脊、鱼香肉丝这样需要复杂工序的菜。

　　我们家的饭桌，前所未有的丰盛起来。但屋子里的空气，却前所未有的压抑。

　　因为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是没有表情的。她只是在机械地、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，去填满那些突然多出来的、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。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，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，只能徒劳地、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，在原地空转。

　　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，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，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。虽然她很忙，但那时候的她，是有用的，是被需要的。　　而现在，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人，拥有了大片的、无边无际的时间，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。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她正在慢慢地枯萎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，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

　　妈妈正在厨房里，叮叮当当地做着饭。

　　舅舅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，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：“晨晨，你妈……最近在单位，是不是不顺心啊？”

　　我摇了摇头。

　　“那就怪了，”舅舅挠了挠头，脸上满是困惑，“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——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——他说，以前啊，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头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，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可最近这几个月，一次都没叫过。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”税改成果汇报“小组，也没让她进。老张他儿子说，现在局里最红的，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，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……”　　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
　　我只觉得，有一股冰冷的、彻骨的寒意，从我的脚底，一点一点地，爬了上来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，给“请”走了。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走的时候，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。

　　我们家的空气，在那之后，陷入了一种更深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
　　但奇怪的是，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寂静之上，我们家属院，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，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，突然变得喧嚣、嘈杂，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、荒诞，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注意力，被这些接踵而至的、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。

　　第一件大事，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刺耳的、“嗡嗡嗡”的电锯声给吵醒了。我从窗户往外看，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人，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。那几棵树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，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，秋天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。

　　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人们都急了。他们围着工人，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。带头的工人，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，说这是“县里统一规划，创建文明卫生城市”，这些老树树根乱长，破坏下水道，而且遮挡光线，容易滋生蚊虫，必须全部砍掉，统一换成“美观大方”的冬青和灌木。

　　老人们说不过他们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、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，在一阵阵令人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。

　　那一天，我们家属院，第一次，完完整整地，暴露在了刺眼的、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。

　　第二件大事，是关于“网络”。

　　林海峰的爸爸，那个有钱的林老板，在我们县城里，开了第一家网吧。就在我们学校附近，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。

　　那地方，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，和所有家长的噩梦。每天放学，都有成群结队的、穿着校服的男生，像着了魔一样，涌进那个挂着“冲浪E族”招牌的、昏暗的门洞里。里面，总是传来激烈的、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。

　　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成了那里的国王。他不再需要来学校，就能维系他的权威。谁想玩最新的游戏，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，都得去网吧里，孝敬他几瓶可乐，或者一包红塔山。

　　而曾文静的爸爸，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，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、最激烈的旗手。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，控诉网络游戏是“电子海洛因”，会毁掉我们这一代人。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，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。　　但这一切，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
　　那家名叫“冲浪E族”的网吧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而曾老师，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，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、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们县城，就像一个巨大的、光怪陆离的舞台。砍树的，下岗的，上网的……各种各样的人，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、欲望和挣扎，匆匆地，在我的眼前，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。

　　我像一个贪婪的、初出茅庐的观众，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剧情，给彻底地吸引了。以至于，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，我们家那片小小的、看似平静的舞台上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，无人观看的、更深刻的风暴。

　　妈妈依旧清闲。那种被架空的、无所事事的日子，像一层厚厚的、不透气的青苔，慢慢地，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。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，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。她似乎……习惯了。

　　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、喧嚣的背景音之下，我们家的生活，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、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。

　　妈妈嘴上，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。他的名字，连同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，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，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，彻底消失了。她对我，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。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，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。

　　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开始悄悄地，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从五点半，变成了六点。

　　起初我没有在意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饿得厉害，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。她正坐在窗边，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，听到我的话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等天黑透了再做，凉快。”

　　我知道，她在撒谎。

　　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，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。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那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奥迪车，都会准时地，从那扇大铁门里，缓缓地驶出来。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，她是在等那辆车。她想知道，他今天，有没有加班。

　　她从不承认。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，她就会立刻站起身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走进厨房，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，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。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，她脸上的那层冰霜，就会结得更厚，那晚的饭菜，也总是会咸得发苦。

　　我们家的电视机，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，彻底坏掉了。屏幕上，只剩下一片永恒的、沙沙作响的雪花。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，拆开后盖，鼓捣了半天，最后摇着头宣布，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，没得修了。

　　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。她会在晚饭后，带着我，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、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。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，路灯很亮，路面很宽，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或者县医院的院长，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，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、太爱显摆，但那段时间，她却一反常态地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。

　　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。她自己什么也不要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。她的步子很慢，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，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，来回地、不着痕迹地扫视着。我知道她在找谁。

　　我们走了很多天，都没有遇到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们真的，“偶遇”了。　　那天晚上，我们正走着，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，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，和一个我不认识的、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。是吕叔叔。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，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、冰冷的汗，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。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，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。

　　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，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。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，然后转过身，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。

　　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

　　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，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。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“程蕾同志，”他点了点头，语气是那种纯粹的、领导对下属的客气，“带孩子散步啊？”　　“……是，是啊，吕局长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，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您……您也来散步？”

　　“嗯，跟招商局的刘局长，随便聊聊工作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“晨晨又长高了啊。最近学习怎么样？那本《复活》，看完了没有？”

　　他记得那本书。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，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。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。

　　“还在……还在看。”她替我回答道，声音嘶哑。

　　“嗯，好书，要慢慢读。”吕叔叔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，又客气地对妈妈说，“行，那你们继续逛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他说完，就真的转身，迈开步子，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

　　他就那么走了，留下妈妈一个人僵在原地，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、冰冷的雕像。

　　我看到，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、决绝的背影，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、彻底地熄灭了。她只是牵着我，转过身，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　　她的背影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、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妈妈那所有口是心非的矜持，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，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“程蕾同志”面前，都显得那么的苍白，那么的可笑。　　她输了。在这场无声的、关于谁先低头的战争里，她输得一败涂地。

　　(9)

　　那个冬天，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，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、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。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，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、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
　　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，送的却不是信，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，据说，能把一份文件，在一天之内，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
　　我们家属院里的人，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，有那个钱，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？

　　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，唯一一个，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。

　　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，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，迅速地、无可挽回地，干瘪了下去。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，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。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、想要“抓住”什么的努力。　　她迷上了十字绣。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，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很高级的杂志上，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——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、孤单的女孩，正踮着脚尖，在悬崖边上，迎着月光，独自旋转。　　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。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、精力，和那些无法言说的、翻涌的情绪，都一针一线地，倾注了进去。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。她只是看一眼，然后把血珠吮掉，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。　　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，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，第一次，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
　　他送来一个厚厚的、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。收件人，是妈妈的名字。　　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，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、漂亮的手，在微微地颤抖。

　　她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站了很久，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。

　　里面，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，而是一叠厚厚的、关于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”的、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。文件的首页，夹着一张小小的、打印的便笺，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：

　　“程蕾同志：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，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，望认真研读，并于下周三前，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。——吕茂军”

　　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。

　　我只看到，妈妈看着那张便笺，看着那个熟悉的、苍劲有力的签名，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，正在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。

　　那不是喜悦，也不是激动。

　　那是一种……一个快要溺死的人，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，那种劫后余生般的、巨大的、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。

　　她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，仔仔细细地，从文件上撕下来，然后，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里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、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。每隔几天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，就会送来一个新的、厚厚的文件袋。妈妈的生活，重新被工作填满了。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、在灯下奋笔疾书的、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。

　　而我，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，迎来了我童年中，最快乐，也最“富有”的一段时光。

　　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、名叫四驱车的玩具。

　　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、带着马达和电池的、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。一夜之间，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，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。

　　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，或者一颗猎豹马达，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，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。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，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、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。每天放学，那里都围满了男生，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“嗡嗡”声，和塑料车壳碰撞的“啪啪”声。

　　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。他的车，都是他爸爸托人，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，光一个车壳，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。他的工具箱里，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——镀金的导电片、滚珠轴承、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、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。

　　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、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，而我们，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享受着那种纯粹的、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。他像一个孤僻的、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。他会一个人，在跑道边上，蹲上一整个下午，反复地，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轮的咬合度。他看我们的眼神，不再是轻蔑，而是一种更纯粹的、属于工程师的、不屑一顾——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，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。

　　而我，也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。

　　那是我用整个暑假，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，换来的零花钱，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。

　　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照着说明书，笨拙地，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，一点一点地，拼装了起来。当我把电池装上，按下开关，看到那四个小小的轮子，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创造的喜悦，充满了我的内心。

　　那辆蓝色的、粗糙的、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，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。

　　而曾文静，则成了我唯一的“后勤部长”。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。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时，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，帮我把它撬下来。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人而垂头丧气时，递给我一块糖。

　　她说：“输了就输了嘛，不就是个玩具吗？你上次语文考试，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？这不就够了？”

　　那段时间，阳光很好。我们三个人，以一种奇特的、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，共享着那个小小的、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口。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，追求着极致的速度。而我和曾文静，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、笨拙的快乐。

　　我几乎都快要以为，生活，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奶糖的甜味里，一直这样，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。

　　但生活，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、平坦的四驱车跑道，这份脆弱的平衡，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口文具店墙上的、红色的海报打破的。

　　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，上面写着“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”。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人文化宫。比赛的奖品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——冠军，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、原装进口的田宫旋风冲锋，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。

　　那辆旋风冲锋，就像一个传说。它的底盘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精密复杂的结构，它的车壳，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、漂亮的流线型。据说，它什么都不用改，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乱七八糟的盗版车。

　　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，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，落进了我们校门口那潭平静的水里。我也没能免俗。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每一个齿轮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，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。可我知道，这都是徒劳。它那颗虚弱的、不知名姓的马达，决定了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。

　　我需要三十块钱。这个数字，我是在心里，用铅笔，一笔一划地，悄悄算出来的。一颗猎豹马达，十八块。一套最便宜的、带轴承的塑料导轮，十二块。　　那天晚上，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。她没有看那些文件，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。她只是坐在桌边，就着灯光，仔仔细细地，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。她最近穿得最多的，是那种浅灰色的，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。我听见她说，这种袜子不显脏，也比肉色的结实。

　　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白色的泡沫，顺着她洁白的手腕，缓缓地往上爬。那动作，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，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
　　洗完后，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。就在她转身的时候，她“呀”了一声。

　　我凑过去看。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，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，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、细细的银丝。那道银丝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像一道小小的、精致的伤口。

　　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，叹一口气，然后把它收起来，等有空的时候，用针线，小心地把它缝补好。

　　但她没有。

　　她只是拿着那只勾破了的袜子，在灯下，端详了很久。她的眉头，微微地蹙着，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。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，拿出了针和线。　　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、用来补衣服的棉线。她从笸箩的最底层，翻出了一个小小的、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。那上面的线，是透明的，比头发丝还要细，在灯光下，几乎看不见。妈妈说，这叫尼龙线，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，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。

　　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，就着灯光，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、银色的伤口。　　她的动作，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女，还要专注，还要小心翼翼。那根细细的针尖，在她白皙的、骨节分明的手指间，上下翻飞。她的呼吸，都放得很轻，仿佛生怕一口气，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。

　　我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那个瘦削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，在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声响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、吵闹了很久的念头，就那么突然地安静了下来。

　　我忽然觉得，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、那三十块钱的轰鸣，在妈妈此刻，指尖上这根安静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，显得那么的喧嚣，那么的……不懂事。

　　(10)

　　我第一次走进“冲浪E族”，说起来，还跟曾文静的爸爸有点关系。

　　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，学校组织作文竞赛，曾老师是评委。为了让我们写好《我的家乡》，他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去县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，查查县志。我们县的图书馆，一共就两台能上网的电脑，慢得像两个快要断气的老头。我排了半天队，轮到我时，那台机器却怎么也连不上网了。

　　我们班的李凯当时也在，他碰了碰我的胳膊，说，去网吧查，快得很。他还说，他请客，就当以后作文借他抄抄。我心里想着，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是一个正当的理由，于是就跟着他，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挂着霓虹灯招牌的门洞。　　网吧里的空气，和我之前闻过的所有味道都不同。那是一种混杂了很多人汗味、烟味和泡面味的、闷热而又浑浊的气味。键盘的“噼啪”声和鼠标的点击声，汇成一片密集的、永不停歇的雨。我很快就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，密密麻麻地抄了半个本子。可李凯却早已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我不好意思催他，就在那个昏暗的、只听得见鼠标和键盘声的世界里，等着。

　　等得久了，我就有些尿急，想去上个厕所。

　　我看到网吧最里面的厕所门口，围着好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男生。他们没有进去，而是鬼鬼祟祟地，把耳朵贴在厕所那面又湿又滑的瓷砖墙上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、神秘的笑容。

　　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走过去，也把耳朵轻轻地贴在了那面冰冷的、沾着水汽和污垢的瓷砖墙上。

　　墙体很厚实，冰凉的触感，顺着我的耳廓，一直传到心里。墙那边的声音，模模糊糊的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，又像是从一台信号不好的老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。

　　起初，我只听到一种很沉闷的、很有节奏的“砰、砰”声。那声音不响，但很有力，像我们家属院里的王木匠，在用一把大木槌，一下一下地，敲打着一根泡过水的木头。每一次撞击，都带着一种沉闷的回响。那声音很有规律，隔一会儿，就响一下，像一个不知疲倦的、巨大的心脏，在墙的另一边，缓慢而固执地跳动着。

　　就在这单调的“砰砰”声之间，夹杂着一些更细微、更奇怪的声音。

　　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　　我一开始以为她在哭。那声音很细，带着一点点鼻音，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。但仔细听，又觉得不对。我见过妈妈哭，见过邻居王阿姨因为丢了钱而哭，她们的哭声，都带着一种实实在在的、能拧出水来的悲伤。可墙那边那个女人的哭声，却很飘忽，很短促，像是被人捏着嗓子，硬挤出来的。她哭一下，就会停顿一下，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、像是叹气，又像是打哈欠一样的、拖得很长的“嗯……”声。

　　更奇怪的是，她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里，还夹杂着笑。

　　那也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开心的笑。那笑声，是从她的喉咙深处，被什么东西给逼出来的，又尖又细，像我们家那只老猫，被人不小心踩到了尾巴时，发出的那种又惊又怒的叫声。她“咯咯”地笑几声，笑声就会突然断掉，变成一种压抑的、小声的呜咽。

　　哭声，笑声，叹气声，还有那种沉闷的、永不停歇的撞击声，就这么混杂在一起。我听不懂那代表着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，那声音里，有一种东西，让我的脸颊发烫，心跳也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。那声音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我熟悉的声音。它像是一种秘密的、只在夜晚和暗处才会发生的、属于成年人的语言。

　　就在我准备把耳朵挪开的时候，旁边那个留着小胡子的、高年级的男生，仿佛看穿了我的茫然，他转过头，对我挤了挤眼睛，脸上带着一种传授秘籍般的、油滑的笑容。

　　“小子，”他压低声音，那声音，和他脸上的胡子一样，带着一种故作成熟的粗糙，“听傻了吧？这叫”叫床“。墙那边，有个男的，在”干“一个女的呢。”

　　他把“叫床”和“干”这两个字，说得又快又含糊，但那语气里的得意和炫耀，却像一把油腻腻的刷子，瞬间就把我刚才那种朦胧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给刷上了一层肮脏的、具体的颜色。

　　另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，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，他用胳膊肘捣了捣那个小胡子男生，说：“行了，别跟这小屁孩说这些。你看他那傻样，懂个屁。”　　他们的对话，像两只苍蝇，在我耳边“嗡嗡”作响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，但我能从他们那不怀好意的、混杂着轻蔑和兴奋的眼神里，感觉到，那是一种很不好的、关于男女之间，最肮脏、最见不得光的事情。

　　我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，又像是生怕被他们那种油腻的、不怀好意的目光给沾染上，猛地把耳朵从墙上挪开。我的脸颊滚烫，心跳得像胸口揣了一只扑腾的麻雀。李凯还在全神贯注地跟屏幕里的一个红名道士死磕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。我重新坐回那个黏糊糊的皮椅子上，却再也无法像刚才那样安然地等待了。

　　墙那边那些断断续续的、奇怪的声音，和那几个高年级男生脸上猥琐的笑容，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锅黏稠的、烧开了的粥。我越是想把它甩掉，那声音就越是清晰，像有无数只小虫子，顺着我的耳道，爬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
　　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家属院里，那只叫咪咪的老猫。

　　咪咪是只母猫，去年春天的时候，不知道被哪只野猫给搞大了肚子。它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家属院里的孩子，都喜欢去逗它，给它喂吃的。可等到它快要生的时候，它就自己悄悄地躲进了我们那栋楼楼顶一个废弃的、堆满了杂物的角落里，谁也不让靠近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，偷偷爬上去看。我看到它躺在一堆破旧的棉絮中间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嘴里发出着和刚才墙那边那个女人很像的、又像哭又像呻吟的、痛苦的声音。它的身体，一下一下地抽搐着，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去对抗着某种巨大的、看不见的疼痛。

　　那时候我还小，被那场面吓坏了，哭着跑回了家。妈妈告诉我，说咪咪这是在生小猫，每一个妈妈，都会经历这样的疼痛。

　　可墙那边那个女人的声音，虽然也带着痛苦，却又和我记忆中咪咪的声音完全不同。那声音里，少了一种属于母亲的、神圣的挣扎，却多了一种我无法形容的、轻浮的、不情不愿的……迎合。

　　我越想，就越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　　天色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完全黑了。网吧里那股混浊的空气，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眩晕。我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推了推还在奋战的李凯，说我想先回去了。

　　我和李凯走出网吧时，一股清冷的风吹过来，我那颗狂跳的心，才稍微平静了一些。我看到，“冲浪E族”隔壁那家名叫悦来旅馆的、招牌已经掉了漆的破旧小旅馆门口，静静地停着一辆车。

　　那是一辆黑色的、崭新的奥迪。车头那四个圈圈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泛着一层冷冷的、金属的光。我认得这辆车。

　　我的脚步，一下子就黏在了地上。

　　我对李凯说我肚子疼，让他先走。然后，我一个人，躲在路边一棵巨大的黄桷树的阴影里，死死地盯着那扇挂着肮脏棉布帘子的旅馆大门。

　　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、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是我想多了的时候，那扇门帘被掀开了。

　　走出来的，是吕叔叔。他还是穿着那件熨帖的白衬衫，只是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，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，也有些微微的凌乱。

　　紧跟着他走出来的，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人。她很年轻，也很白，烫着一头时髦的、大波浪的卷发，嘴唇涂得像刚喝完血一样红。她走路的姿势，也怪怪的，像是没站稳，一只手，很自然地，就搭在了吕叔叔的胳膊上。

　　我看到，吕叔叔并没有推开她。他只是笑了笑，那笑容里，没有了平日里那种温和的、长辈般的慈爱。他扶着那个女人，走到了奥迪车旁，为她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

　　我看着他们，没有感到愤怒，也没有感到解脱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好像不小心，看到了一个不该属于我的、成年人的秘密。这个秘密，像一颗又冷又硬的石子，掉进了我的肚子里，沉甸甸的，让我有点喘不过气。

　　我怀着这种沉甸甸的感觉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该怎么跟妈妈解释我晚归的原因。

　　可当我推开家门时，我发现，我什么也不用解释了。

　　妈妈就坐在客厅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，没有开灯，只有厨房里透出来的、一点点微弱的光，照在她身上。她面前，摆着我那本摊开的、写满了县志资料的笔记本。

　　“你去哪儿了？”她的声音，很平静，但平静得，像暴风雨来临前，那片死寂的海。

　　“我……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……”我的心一下子就虚了，那个准备好的谎言，说得磕磕巴巴。

　　“是吗？”她冷笑了一声，站起身，从我身后，把门关上。然后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我闻到了一股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、冰冷的、陌生的怒气。“你们班主任，刚才亲自打电话到家里来了。他说，今天下午，有好几个家长都跟他告状，说在”冲浪E族“门口看到我们班的学生了。他还特意问，你有没有按时回家。”　　我的脑子里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
　　“何晨，”她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那是我记事以来，她第一次这么严肃地喊我，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，到底去了哪里？”

　　我看着她那双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，我所有的谎言，都堵在了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只能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　　“好，很好。”她点了点头，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骂我。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极其失望的、冰冷的声音说：

　　“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
　　她说完，就转过身，走进了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、半旧的塑料帘子后面。　　里面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。

　　我一个人，站在那间昏暗的、冰冷的客厅里，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罪人。我心里那个刚刚发现的、能证明妈妈“清白”的秘密，此刻，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连一个字，都无法为自己辩解。

　　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，像一场下在我心里的、永不停歇的秋雨。

　　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。直到腿脚都有些麻木了，那水声才停了下来。妈妈从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帘子后面走了出来。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家居服，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，脸上，又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不带任何表情的平静。仿佛刚才那场短暂的、冰冷的暴风雨，从未发生过。

　　她没有再看我一眼，径直走到厨房，打开米缸，开始淘米做饭。

　　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，叮叮当当地，在寂静的屋子里，显得格外刺耳。　　我挪动着僵硬的步子，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小书桌前，坐下，拿出作业本。可我的眼睛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只是直愣愣地，盯着面前那片斑驳的、掉了漆的白墙。

　　那天晚上的饭，是我记事以来，吃过的最沉默的一顿饭。饭桌上，只有我们俩咀嚼食物的、细微的声音，和窗外叶子被秋风吹过的“沙沙”声。妈妈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她的手，很稳，就像平日里，用那把白色陶瓷刀切土豆丝时一样稳。

　　这种沉默，比任何一顿打骂，都更让我感到窒息。

　　第二天，是星期四。我一整天在学校里，都魂不守舍。曾文静问我怎么了，我也只是摇了摇头。

　　放学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家。我像一只被主人赶出了家门的、无处可去的流浪狗，在县城那几条熟悉的、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，漫无目的地，来回地走着。　　我走过那家总是散发著陈旧药材气味的老药铺，门前的石阶都被踩得光滑圆润。我又走过那家南货店，一排排油亮的腊鸭和暗红色的香肠，像一队队沉默的士兵，挂在屋檐下，散发著一股咸香又厚重的味道。我沿着这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街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我们县城唯一的那家电影院门口。

　　电影院的墙壁上，贴着一张巨大的、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微微泛黄的电影海报。海报的颜色有些失真，上面，一个穿着朴素旧毛衣、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女孩，正紧紧地抱着一个比她还小的男孩，她的眼睛很大，像两颗被雨水洗过的黑葡萄，那眼神里，没有海报上常见的、那种属于明星的、亮晶晶的光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，一种像是要把怀里那个小小的瘦弱的身体，揉进自己骨头里的、又悲伤又坚决的东西。海报的顶上，印着几个字——《我的兄弟姐妹》。

　　我站在那张巨大的海报前，看着海报上的梁咏琪，突然就想起了妈妈。　　我想起她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，也曾带我来看过电影。那时的她，还没有这么忙，也没有这么沉默。她会给我买一包五香瓜子，叮嘱我把壳都吐在报纸上。在电影放到最伤感、所有大人都在偷偷抹眼泪的时候，她会伸出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，轻轻地捂住我的眼睛，然后在我耳边，用一种很小很小的、像在说悄悄话一样的声音，告诉我：“别怕，晨晨，后来他们又在一起了。”

　　我正对着那张巨大的海报发呆，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。

　　我一回头，看到了舅舅程伟那张放大了的、堆满了讨好笑容的脸。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、明显不太合身的蓝色夹克，头发上，还抹了半瓶摩丝，油光锃亮，像一只刚刚偷吃了油的老鼠。

　　“晨晨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呆？”他不由分说地，就揽住了我的肩膀，“走走走，正好，舅舅带你去看电影！就看这个，听说可感人了，正适合咱们这种有文化的人看。”

　　我被他半推半就地，拉进了那间散发著一股陈旧的、混杂着霉味和消毒水味的放映厅。

　　舅舅买了两张票，又奢侈地，买了一大桶爆米花。电影开始了，放映厅里很黑，只有银幕上反射过来的、跳跃的光，照在我们脸上。我没什么心思看电影，满脑子都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

　　电影的情节，我没怎么看进去。我只记得，里面那个当大哥的，为了给弟弟妹妹凑学费，跑去工地上背水泥。还有一个场景，是那个叫齐思甜的姐姐，在舞台上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，像个天使一样，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。

　　我旁边的舅舅，却看得比谁都认真。

　　一开始，他还抓着爆米花，吃得“咔嚓咔嚓”响。可看着看着，那声音就没了。在放到那个大哥因为打架被抓进派出所时，我听到身边传来一阵压抑的、小声的抽泣声。

　　我扭头看去，在银幕那微弱的反光里，我看到舅舅，那个平日里总是油腔滑调、游手好闲的舅舅，正用他那件崭新的、蓝色夹克的袖子，偷偷地、用力地抹着眼泪。

　　他的肩膀，一抽一抽的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心里，忽然对他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在他那副总是嬉皮笑脸的、不着调的面具下面，原来也藏着一些柔软的东西。

　　电影终于演完了，放映厅里的灯亮了起来。舅舅的眼睛，又红又肿，像两颗熟透了的桃子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清了清嗓子，故作轻松地对我说：“妈的，这电影……拍得还真不错，就是有点费眼泪。”

　　我们走出电影院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夕阳把天边烧成了一片橘红色。

　　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，急着要去棋牌室，而是带着我，在路边的一个小馄饨摊上，坐了下来。

　　他给我要了一碗大份的，他自己，则从口袋里，掏出了一瓶小小的、扁扁的二锅头，自顾自地，喝了起来。

　　馄饨的热气，在我们俩之间，蒸腾起一片白色的、模糊的雾。

　　“晨晨，”他喝了两口酒，脸颊有些发红，突然没头没尾地，开口了，“你妈她……不容易。”

　　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用勺子，搅动着碗里的馄饨。

　　“我知道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”他又喝了一口，声音里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自嘲般的苦涩，“觉得我没本事，就知道瞎混。可我……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。”

　　他看着远处那片即将被夜色吞没的、橘红色的天空，眼神有些飘忽。“你外公生病那次，我掏不出来钱，我不是不想掏，我是真没有。我那时候就对自己说，程伟啊程伟，你他妈就是个废物。你姐一个女人家，在城里，撑着那么大一个家，你呢？”

　　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，沉默了很久。　　“那天，你妈一个人，从乡下那些亲戚家借钱回来。她没哭，也没骂我。她就把那些借来的、带着鸡屎味儿的毛票，一张一张地，铺在桌上，用字典压平。我当时就站在旁边，看着她那个背影，我心里……”他顿住了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似乎在努力地，把某种情绪给咽下去。

　　“我心里就想，以后，我再也不能让她这么累了。”

　　他说完，就拿起那瓶二锅头，仰起脖子，把剩下的小半瓶酒，一饮而尽。辛辣的酒气，让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眼泪都咳了出来。

　　我默默地，把面前那碗还冒着热气的馄饨，往他那边，推了推。

　　他没有吃。他只是用那双通红的眼睛，看着我，用一种极其认真的、甚至带着一丝郑重的语气，对我说：

　　“晨晨，你听舅舅说。”

　　他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拿起那瓶已经空了的二锅头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又放回桌上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平日里的嬉皮笑脸，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成年人特有的疲惫和清醒。

　　“你妈这个人……她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风筝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像怕被邻桌的人听见，“她自己呢，是那个纸糊的、画得很漂亮的鸢儿，老想着往天上飞，飞得越高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看着，都夸她漂亮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用筷子尖，蘸了点碗里剩下的馄饨汤，在油腻腻的桌子上，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。

　　“以前啊，你外公还健康的时候，那根拽着风筝的线，是攥在她自己手里的。她想飞多高，飞多远，她自己说了算。风大了，她知道收一收线；没风了，她也懂得落下来，不丢人。”

　　“可现在……”他看着桌上那道很快就渗进油污里、不见了的水痕，摇了摇头，“现在这根线，不在她手里了。线那头，攥在别人手里。攥在那个……开小轿车的局长手里。”

　　我的心，猛地一沉。

　　“人家想让你飞，你就得飞。人家松一松线，你就觉得天都宽了，海阔天空了。人家要是觉得你飞得有点野了，或者看腻了，他只要把手里的线，那么轻轻一拽……”他做了一个收紧拳头的动作，眼神变得异常锐利，“那风筝，不管在天上飞得有多风光，还不是得乖乖地、一头栽下来？”

　　“栽下来，还不能抱怨。因为人家会跟你说，我这是怕你飞丢了，是为了你好。”

　　舅舅的那番话，我其实听得不太明白。

　　什么风筝，什么线，什么栽下来……这些词，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，在天气不好时，从喇叭里传出来的、混杂着“刺啦”声的、含糊不清的句子。我没能抓住它的全部意思，但那调子里的悲凉，却像一根潮湿的、冰冷的绳子，悄悄地勒住了我的脖子。

　　我低下头，假装很认真地，在挑碗里那些已经泡得发白了的馄饨皮。我用勺子，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捞起来，再放下去，捞起来，再放下去。馄饨汤已经不怎么热了，一圈浑浊的油花，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，浮在碗面上。我看到我自己的脸，就在那圈油花里，晃晃悠悠的，五官都挤在了一起，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、可笑的小丑。

　　“你妈她……她心里，是敬着那个人，怕着那个人，也……也指望着那个人。”舅舅的声音，几乎低到了尘埃里，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苦涩，“她觉得，只要自己这个风筝，飞得够漂亮，够听话，没准哪天，那个放风筝的人，就把她当个宝，领回家去了……”

　　他没有再往下说，只是端起那碗我已经推给他的、半凉的馄饨，大口大口地，连汤带水地喝了下去，像是在吞咽着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水。

　　喝完后，他用那件新夹克的袖子，重重地抹了抹嘴。

　　“晨晨，舅舅跟你说这些，不是让你去恨谁，也不是让你去跟你妈嚼舌根。你还小，这些事，你掺和不起。”他看着我，那双因为喝酒和流泪而通红的眼睛里，充满了血丝，也充满了从未有过的、清醒的无奈。

　　“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你妈她……她现在是那个在天上飞着的人，她看不见自己有多危险。你呢，是那个在地上跑的，你离得近，看得清。”

　　“以后，多陪陪她。她要是哪天，又想往那云彩里钻，你就……你就拉拉她的衣角。她要是哪天，被风刮得找不着北了，你就……你就站在原地，让她能看见，家在哪儿。”

　　他说完，就站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扔在桌上，沙哑着嗓子说：

　　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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